农业不稳定，作坊也跟着受累。除了皇庄开设的工厂以外，其余都是些小作坊。最大的，估计就要数长安城外的印刷作坊了，雇佣工人超过了一百，算是“资本主义萌芽”了吧？虽然没有出现蒸汽机什么的，不过大顺可是有大纺车的，好像比什么珍妮纺织机也差不了什么。在幽州的那个棉纺厂，也是用这种水转大纺车，只需要两个人照看，一天一夜便能纺出一百斤棉花来，效率还是不错的。陆承启记得，后世教科书上的那台珍妮机，不也是八锭而已，而且也还是手摇的而已。这个水转大纺车现在已经增加到五十锭了，而且还是水力的，珍妮机什么的，在这个面前已经是渣渣。

至于商业，先前是粗放式地管理，由市场支配。但陆承启是过来人，知道这样的经济很容易进入极端，需要有引导才行。陆承启也是顺应了市场规律，先是提升了从商者的信心，然后再加以规范。不然的话，在这个伦理纲常为主的国度，商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看来，还是得推崇端木遗风啊……”陆承启心中喃喃地说道。

这“端木遗风”指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就连司马迁，都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子贡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和仁义、诚信上的修为。因子贡复姓端木，全名为端木赐，所以这种诚信经商作风所以被称为“端木遗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历代正直商人所推崇。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不仅聪明好学，仁义孝道，更是一个商业奇才，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子贡非常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子贡把财富用来资助老师孔子，可以说孔子能周游七国，子贡出的力最多。“端木遗风”被司马迁总结为：“君之爱财，取之有道”的财富理念。

从先秦起，儒家对财富及仁义有着非常辨证的认识。“仁义”在儒家那里虽然是头等重要，但是儒家并不反对对“利”的追求，认为“义”和“利”并不冲突，只是对“利”的获取应该符合“义”的原则。《论语》中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说明了这八个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些都不是对“利”的排斥，而只是主张先义后利，强调“义利并生”。

只是历代统治者，都厌烦商贾走南闯北的不好管理，只好刻意打压商人了。秦朝时，商贾不能穿丝绸衣物，汉朝时，商贾申报不实没收家财，大顺前期也是这样，商贾不能科考，都是对商人的偏见。诚然，商人中有奸商，但也有好的商人，不能一概而论的。陆承启要兴“端木遗风”，自然要从他最拿手的武器入手——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