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今天来了，正好，就替你哥哥把去年的房租交了吧，不然你不要走。你要走，我就叫警察了，我儿子的朋友在警察局侦缉队当队长。”房东威胁道，一只手就捉住了李长原的胳膊。

李长原说：“大叔，我是说，我哥他怎么会一年都没开门呢？我年根儿回家前还来见过他呢。”

房东说：“你白说个啥子嘛！绝对不可能的事，我坐在这门口守了整一个月呢！”

这真是奇了！难道是自己摸错地方了？德化街，197号，古槐树，永寿药材行的招牌……哪一样能看错呢？

看来，大脸哥真是死了。他家有老有小，死得冤，死不下，所以才弄出这些显应的事来。

“大叔，房租的事好说。要不这样，你这房子我今年租了吧。”

房东说：“你们水北的人奸猾得很。你先把你哥哥去年的房租交了，你要租这房子，我今年就少收你一个月房租。”

就这样讲妥了。

第二天打开店门，只见店里蛛网密布，浮尘扑面，方知房东说话不虚。费了一天的功夫，把房里打扫干净，把两间房里的药材规整到一间房里，然后把武昌的生丝货底运过来，放在腾出的一间房里。李长原决定一个店里做两样生意，门口的古槐树上挂了两块招牌：永寿药材行，泰兴生丝行。店里边两张柜台，两本账簿，两把算盘。

李长原把生意放到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等大脸哥。不管大脸哥是人是鬼，他想着他一定还会回来。

两样生意，李长原同样兢兢业业地打理。药材生意来了，他就坐在药材店里的柜台后面，好像自己就是大脸哥，就是永寿药材行的老板。进多少货，出多少货；单价多少，总计几何，盈利若干，一宗宗，一笔笔，日结，月合，年总，记得仔仔细细，清清楚楚。生丝生意来了，他就坐回生丝店的柜台后面，这时他就是他了，就是泰兴生丝行的老板了，同样一宗宗、一笔笔地把账记得清清楚楚。两样账是绝不混淆的，就是交易时使用的秤、簸箩、绳子，记账时用的笔、墨，算账时用的算盘，也都是各是各的，决不混用。房租是一家一半，泰兴决不少拿一分。每年回家，李长原总是把当年的账簿带回去，一笔一笔地给四娘念。一直念到全年总计盈余多少多少，然后从褡裢里倒出钢洋，一枚一枚地给四娘数。

由于到处都在打仗，伤员多，药材生意一直都不错。李长连活着时只做中药材生意，李长原看几家西药店生意红火，就也兼营西药。这样生意就做大了。而李长原自己的生丝生意一直不景气。每到年底回家，李长原自己的褡裢总是干瘪瘪的，而给李长连家带的褡裢却总是满腾腾，有时不得不装成两个褡裢，雇个伙计背上。

就这样，李长连死后，他的生意做发了。

生意虽然是李长原一人做，但在对外的名义上，永寿药材行的老板还是李长连，有应酬时，李长原就自称李长连应邀参加。人们弄不清他到底是李长原还是李长连，时间久了，人们都以为李长连和李长原是双生俩，长得太像，分不出来。

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有一次政府召集全体个体工商业者开会，逐个点名。点到泰兴生丝行经理李长原时，李长原答应：“有！”点到永寿药材行经理李长连时，李长原又答应：“有！”领导就翻眼看了看他，颇有不悦，问：“你到底是泰兴的李长原，还是永寿的李长连？”

李长原答：“我是泰兴的李长原。”

“那你胡答应个什么？永寿老板呢？李长连来没有？”

李长原就站起来说：“禀报领导！永寿药材行老板李长连，已经去世多年了。”

“死了？”领导很关心地问道，“什么时候？”

李长原说：“民国三十五年，死11年了。”

全场的人都十分惊讶，一齐把头扭向他，好像他是一轮太阳，他们都是向阳花。这些向阳花中，有不少都与泰兴和永寿打过交道的，都以为两家老板是孪生兄弟呢。

领导说：“都死11年了？那生意不是一直在做着吗？”

李长原说：“生意一直没停，是我在替他做。”

“你与他是亲兄弟吗？”

“不是。我们是同乡，一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