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啊，”黄支队显然也受了惊，“人吓人吓死人知道不？”

原来是驻守殡仪馆的一位大姐，听见有动静，以为是有小偷就拿着铁锹走了过来。有的时候不得不佩服这些殡仪馆的职工，尤其是女同志。我自认胆儿大，但是让我一个人在这满是死人的地方睡觉，我还是有些胆战的。

和大姐说明了来意后，大姐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哦，这个牌子啊，我知道的。在小街有个专卖店。”

“小街？”小街是当地一个低档杂物销售市场，黄支队问，“只有那里有得卖吗？”

“二十元钱一套的内衣，还是情趣内衣，除了那里，还有哪里有得卖？”

大姐是个性情直爽的人。

“知道了！谢谢您！看来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黄支队高兴地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找到了位于小街中心位置的daq情趣内衣店。

“我们是公安局的。”侦查员拿出了蓝色内衣的照片，“请问这套内衣是在你们家买的吧？”

店主点点头：“嗯，是我们家的货。”

“那请问，”侦查员说，“十个月前你们把这套内衣卖给了谁？”

店主一脸无奈的表情，可能他在心想这个小警察傻吧？十个月前的事情谁能记得？

我解围地笑了笑，说：“可能您要回忆一下，大约十个月前，有没有一个男人来买过这样一套情趣内衣？”

店主沉吟了一下，说：“冬天是吧？那时候是生意淡季，但好像有几个男人来买过，具体我也弄不清楚了，但是记得小街东头的一家药酒店老板来买过一套蓝色的。因为这个老板快四十了还是光棍，所以我当时还问他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黄支队还想再问些什么，我把黄支队拉到一边，说：“别问了，抓人吧。”

“你是说药酒店老板？”黄支队说，“凭什么说肯定是他？这内衣店老板说了，那个时间段有好几个男人都来买过，药酒店老板只是其中之一。”

“哈哈，”我高兴地说，“你一定是忘记了，那个看守水泵房的老头，每天都要喝药酒，而本案的凶手肯定要熟悉水泵房附近的环境。”

“你是说看守老头是这家药酒店的熟客，”黄支队说，“店老板也有可能去过老头的水泵房，知道那里有个藏尸的好地方？”

“是啊，又是内衣，又是药酒，我想在一个城市里不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吧？”我自信满满。

在侦查员抓到药酒店老板以后，我们也对药酒店进行了搜查。

药酒店是一个平房套间。外间是店面，柜台摆放着密密麻麻的泡着各种物件的药酒玻璃瓶，倒是没有什么异常状况。

但是当我们走进店内间，店老板平时居住的地方，窗口吹进来的风轻轻撩起了床单，我们看见床下也有一个玻璃瓶。

黄支队快步走了过去，拿出玻璃瓶，却立即浮现出一副恶心的表情。还好，法医的胃口都比较深，黄支队没有一口吐出来。

玻璃瓶里还剩半瓶酒，瓶底居然漂着一根男人的阳具和两颗睾丸！

案子就这样破了。

对店老板的审讯，我只听了一半就提前退场了。眼前的这个店老板，口口声声称曹雷是心甘情愿被他杀死，是心甘情愿把自己的阳具贡献出来给他泡酒喝的，说是他们这种叫冰恋，说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感情。

从技术层面看，死者的头部损伤非常集中，如果不是失去抵抗能力，是不会保持一个姿势让凶手打击致死的。当然，除非死者自己是愿意的。

我摇摇头，表示无奈。对于这种心理变态的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强忍着呕吐的欲望，默默离开云泰，开始新的侦案历程。

第九章 红色雨衣

恶魔通常只是凡人，并且毫不起眼，他们与我们同床，与我们同桌共餐。

——w·h·奥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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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到底是什么？”

家属在质问。眼前这是一起信访案件。

其实我不喜欢出勘信访案件。

自从公安部提出大接访之后，法医科的一半工作都是在信访案件上奔波。虽然说答疑解惑、查究冤情也是法医必须承担的责任，但这么多信访案件处理下来，的确很难遇见什么冤案，能让我振奋起来的，还是破案的成就感吧。

“开始说是失血性休克，但是我们没见到多少血呀！”家属的疑问将我从遐想中拉回现实。

“不是失血性休克。”我说。

死者是一名老太太，七十岁，有五个子女。平时子女都互相推诿，没人照顾老太太。老太太一个人住在农村，拿着低保，过着艰苦的日子。

一个月前的早晨，一名村民发现老太太在村头的小树林中死亡，衣衫破烂不堪。经查，前一天晚上有村民仿佛听见了老太太的叫声和狗叫声，出门没看见什么异常，就继续回家睡觉。民警先是在散落在老太太周围的十元纸币上发现了黏附了狗毛的血迹，然后对村里的狼狗进行了取证，最终在一户人家养的两条狼狗嘴上找到了老太太的dna。

案件看似很简单，但家属提出了复查申请。

“你们看，”我用纱布擦拭老太太身上的创口，说，“虽然这些创口都非常浅，基本都只是伤及真皮层和皮下组织，但是创面很大，表皮剥脱的面积已经超过了全部体表面积的百分之十。虽然表皮层血管不丰富，出血量不大，但是神经丰富。这么大的创面，会导致严重的疼痛，所以死者应该是创伤性、疼痛性休克死亡的。”

家属沉默了一下，说：“狗能咬死人？”

我指着创口说：“创口周围都有条状擦伤，所有的表皮断面都有撕裂痕迹，这是典型的动物咬伤啊。除了这些损伤，没有其他损伤。那么，不是被狗咬死的，是怎么死的？”

“政府监管不力，”家属不再纠缠死因，说，“不应该负一些责任吗？”

我沉着脸，吩咐大宝带着实习法医缝合尸体，一边脱下解剖服，说：“这不属于我管。”

这些家属并不在意他们的母亲生前遭受了多少痛苦，更在乎政府应该承担多少责任，这使我非常不快。我默默地坐上了停在门外的警车。

“花了很多精力调解，”坐在车上的派出所所长说，“养狗那家答应赔偿二十万，可是家属嫌少，要求政府再赔二十万。没有什么理由，就只有利用对死因不服这借口，想多要一些钱。”